对外经贸理论的十大突破

改革开放2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尽管开放的理论成果较少，但也取得一些突破。

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主席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统制对外贸易”的理论，即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对外贸易的理论。与此相适应，国家垄断外贸的制度维持了整整三十年。开放以后，“三资”企业首先获得外贸进出口权，这就突破了国家垄断外贸、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的格局。随后，少数国营的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和乡镇企业又被允许经营外贸。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近两年来，又允许开办中外合资的外贸公司，并授予少量的私营企业外贸经营权。至此，外贸经营权基本实现普遍化，再也不是某家的专利品。外贸领域众多市场主体的竞争态势，推动了外贸市场竞争理论的形成。按市场份额而论，国有国营外贸公司的份额目前只有半壁江山（1998年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52．7％）。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外贸领域国有经济还要不要占主体地位？要不要起主导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外贸领域是充满竞争的领域，人为地规定谁为主谁为辅，难以如愿以偿，不如由竞争作出评判。面对竞争，国有外贸公司要加速改革，实行两个根本转变，进行战略性重组，缩短战线，抢占战略制高点，集中力量经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政企不分的旧体制，被“十四大”突破了，国有外贸公司开始迈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从行政框框中分离出来。不过，这种分离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既有行政机关不愿放的问题，也有企业不愿走的问题，还有陈腐的理论观念的束缚问题。于是，变相的行政公司比比皆是，真正的现代公司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既然坚冰已被打破，方向已经清楚，不管多么曲折坎坷，肯定会到达目的地。当前，所有国有外贸公司必须进行重组，按经济原则和商品流向，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界组建外贸公司；所有的外贸公司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撤销所有县（市）一级的外贸公司，改为商品购销点。

割裂外贸与生产、外贸与内贸、外贸与科研之间有机联系的旧体制，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打破了。科研、生产、贸易一体化是新的世界潮流，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搞生产和科研，又搞外贸和内贸，将其成果销售出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违背社会分工的原理。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多是贸工农研一体化者。前几年我国曾把外贸代理制作为目标，作为方向，大力推广。但效果甚微，有违初衷。在我国，贸工农研一体化将是外贸体制的主体，而不搞生产科研、专门从事外贸的公司只能为辅，只能为不愿走上世界又无能力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搞外贸代理。国有外贸公司包打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以来以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不久，将迈入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阶段。进而，最终达到服务贸易为主、商品贸易为辅的阶段。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是中国外贸长期奋斗的方向和目标。随着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有关服务贸易的理论探索也开展起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服务贸易的理论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理论著作直至90年代初期方才面世。至此，在我国的外贸理论中，又增添了服务贸易理论这位新成员。关于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的概念、服务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等问题。

改革前，关税无用论盛行。按照财政上的统收统支的资金大锅饭的要求，曾经取消了关税，将海关总署并入外贸部。改革后，首先恢复了海关总署的独立地位和开征关税。其次，调整了关税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促进与保护”并重的开放型关税政策；改革关税征管制度，充分发挥关税的经济调节职能和财政职能；实施关税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并合理调整关税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多边经济贸易体制接轨。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着我国关税制度改革、关税政策、关税职能、关税税率、关税优惠、保税制度、关税征管以及我国关税与外国关税比较等问题也展开了较深入探讨，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税理论。

引进外资的初期，有些人曾经误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引狼入室，就是卖国；“多一个三资企业，就多一块殖民地”。后来，当“三资”企业在某些行业的市场份额较大，甚至占据一定优势时，又有扼杀民族工业之论调出现。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观念是不妥的。无论就外资的作用与地位，还是外资的规模、结构，或者引进方式，在我国都有不少论著问世，作了系统论证与阐述。在引进外资上有三个问题有待深入探索：其一，如何引进先进技术。通过引资，既要增加资金来源，又要引进先进管理，更要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往引进的外资在技术上还不够先进，缺乏大型跨国公司的高新技术。其二，如何通过资本市场引进外资。过去引进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少量的是外债，至于通过资本市场引进的外资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开放，外资不能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我国，只有通过少数企业的股票在境外上市或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少量债券而筹集为数不多的资金。其三，如何把外资更多地引进中西部地区。中西部比东部更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需要引进外资。

改革前，经常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实际上，无债论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是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温饱理论。改革以来，突破了“无债论”，不仅在国内举债，也向国外借了债，充分动员国内外两种资金，保证了现代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围绕债务问题，尤其外债问题，学术界曾展开了热烈讨论。实践证明，我国的外债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在举借外债的主体方面，曾经限定，只能由中央政府借债，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能。这个规定并没有真正落实，有些地方和企业也背着中央举借外债。今后，应着重探讨还债机制问题。一般来说，借债时就必须有还债方案。而目前限于领导班子不断更迭，借债者下台后，还债者不知是谁。

在旧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是政府规定的固定汇率。这种固定制度已被打破，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常项目实行结汇售汇，有条件地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则不行。对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问题，曾有乐观派，认为本世纪末即可实现。东南亚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美梦。在外汇储备的规模上，曾经有两种相反意见，一种认为我国有600亿美元的规模就可以了。否则，就是浪费资金。另一种则认为，传统的按外贸进口和偿还外债计算的外汇储备规模理论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实践已经证明，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我国1400亿美元的储备并不过多。看来，如何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外汇储备理论仍是面临的议题。欧元已登上世界舞台，在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上又增添了一位成员。今后如何完善外汇储备中的币种结构，使美元、日元和欧元三者保持科学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也是理论上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旧体制下，我国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都是无偿的。实践证明，这种援外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无偿援外方式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将外援与外贸、外资挂钩方式。按这种方式，首先与受援国发展双边贸易，进行外向投资，促进受援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此前提之下，为扩大贸易，以贷款的方式提供低息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为促进受援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向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而政府可以贴息。把外援、外贸和外向投资捆绑在一起的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